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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史载元帝司马睿时，琅邪人随元帝过江者一千余户，元帝在太兴三年（公元320年），侨立怀德县于建康，以安置这些琅邪侨民。

    成帝咸康元年（公元335年），又在徐州江乘县境内侨立琅邪郡，为了和北方的琅邪郡区别起见，称为南琅邪郡。北方的琅邪郡有临沂县（琅邪王氏所在的本郡），于是南琅邪郡领邑下也侨立临沂县。

    可以说有晋一朝，自元始，明、成、康、穆、哀、废、简文、孝威、温侯历朝都有在江左设置侨置州郡县的记录，但多以郡县为多，设置侨置州郡地则大多以徐、扬二州为多。

    “户籍方面，侨民也与普通民户或土著居民有所不同，普通民户或土著居民的户籍是用黄纸制成的黄籍，而多数侨人的户籍是用白纸制成的白籍。可是晋世黄白籍紊乱，各级官署早就失去了户籍记录，最早一份还是哀帝年间的，根本不可考。”郗俭拿着手中的一份白色的侨民户籍。

    侨民白籍在内容上的一大特点是“许其挟注本郡”，即允许在户籍上注明本人的原籍，又注籍白籍者减免正常赋役。

    值得注意的是，与诸多侨州郡县由无实土向有实土的转变相同步，多数侨流人口也由注籍白籍、减免正常赋役向改籍黄籍、承担正常赋役转变，完成这种转变者，则是土断政策的实行。换言之，正是土断，使得侨流人口丧失了特殊身份与优待权利。

    据上陈述，东晋侨州郡县可谓“地理参差，事难该辨”，侨流人口也是“去来纷扰，无暂止息”，总结就是记载紊乱，完全没有可以参考的价值。

    侨民人口需要宁朝对全国百姓户口重新普查之后才能得出结论。

    可是一个度田策都施行三年才卓有成效，人口普查的难度可以想象有多费时费力。

    且不说度田策与人口清查，就徐宗文当初提出的公文以纸代简到如今也有十几年了，除了洛阳内阁、枢密院、六部九卿、通政使司及各级衙署通一使用纸制公文办公，地方州郡还是有竹简公文递送京都！

    这就是现实，不论推行任何国策都需要人去施行，没有人才谈何兴国？所以徐宗文改变原来的计划，提前以科举取代落后的世袭制和九品中正制，为的就是需要用自己人。

    “为今之计只有清查户籍，总不能学前代土断吧？”裴卿作为首辅，他觉得新朝建立这么久是时候清理户籍了。

    郭裳也赞同道：“土断只是缓一时危局，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，我们不能学桓温。”

    对于侨州侨郡滥置的情况，建康朝廷和历代当轴士族也想过该如何去解决，土断之策就是在那时应运而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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